我17岁之前，都在敦煌乡下一个偏僻的村子生活、念书，和村子里一群玩伴一起上完了小学和初中。那时候，只有上学用的课本能正经八百、光明正大地读，除此之外的书都是偷偷去读的。大人们认为，课本之外的书是闲书，看多了影响学习成绩，并有误导学生学坏的嫌疑。学校的图书阅览室对学生只能有限开放，每学期只有数得着的几次开放时间，面临毕业时，就关闭了，怕影响学生的考试成绩。还好我有一个当老师的三哥，常常从学校图书阅览室借来一摞图书杂志，趁他不备，我就抽出其中一本来读。上初中时，我已将中国的四大名著读完，还读了不少《飞天》《当代》《十月》《人民文学》等知名杂志上的好作品。现在回想起来，我对于读书和写作的兴趣，完全得益于少年时代那一段“偷读”的经历。
我出生在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从父亲上溯三代，皆为耕作刨食之辈（估计再上溯三代也是这样），家无一本藏书，甚至连带字的纸片也不多，实为文化荒漠之家。新中国成立以后，这样的状况才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我们兄弟五人相继出生，虽然在乡下，但先后都进入学堂念了书，这是我们刘氏家族几代人都没有实现过的梦想。有书念是件令人高兴的事，但像我这样痴迷读书的孩子并不多见。从三哥借来的书堆中快速地阅读，因为是“偷读”，时间总是很紧迫，我就加快速度、见缝插针地读。有时吃完饭，写完作业，躲在粮仓里，就着半仓小麦的气息读上半日。一经大人发现，我就更换地方，爬上房顶去读，一本杂志有时一天就通读完毕。有时看得入迷，忘记了时间，抬头一看太阳都落山了，起身要走，脚却麻得迈不开步。我记得张洁的《沉重的翅膀》、古华的《爬满青藤的木屋》、陆文夫的《围墙》、邵振国的《麦客》、陈世旭的《惊涛》等都是在粮仓和房顶上读完的。
那时候，各种文学名著都是稀罕之物，即便是初中毕业后考入中专继续念书，文学书籍仍然稀缺。因为囊中羞涩，掏钱买书成了一种奢望，有时照着中外文学史上的介绍，一本一本地去借阅，才能满足一下内心的那一点渴望。在酒泉读书时，有一次通过酒泉中学的同学贾青山借过一本西班牙作家塞万提斯的长篇小说《堂吉诃德》，认真地读了一个礼拜就归还了，以后说起堂吉诃德还能显摆显摆。还办过一个酒泉市图书馆的阅览证，周末去读上半天，时间短而期盼久，仍然有一种“偷读”的快感。所幸这样的现状不久就发生了改变，学校在我的老师孙江参与下新建立了图书阅览室，购进了不少中外名著，特别是拉丁美洲爆炸文学的不少代表作品很是齐全。我还积极报名成为图书阅览室的一名志愿者，利用工作之便，每次都可借五本书来读。当时，在孙江老师的倡导下，学校还成立了一个读书写作社的学生社团，搞了一个隆重的成立仪式，我作为代表上台发言，记得引用了一句名言：“只要是玫瑰，总会开花的。”后来，我们还自发办了一份油印刊物，名叫《群鸟》。不知不觉中，同学们对文学名著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不少同学加入了这个社团。在孙江老师和其他中坚力量的影响下，读书氛围愈加浓厚，所有的同学都以阅读名著名篇为荣。记得中专三年级后，专业课大都学完，自习课上的同学寥寥无几，班主任就寻进了我们三十人的大宿舍，看到所有的同学人手一本书，都在痴迷地阅读，老师走到跟前，竟然毫无觉察，这情景至今历历在目。
不知不觉，我们就在这样的阅读氛围中走向了社会，并且受益终身。（刘学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