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23年中国全年的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为5.2%，这意味着每20个人当中，就有1个没有工作。其中16至24岁的青年失业率较高，为14.9%。进入2024年，上半年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为5.1%。
在长沙，之前一直从事司机行业的黑皮哥今年44岁，已失业两年，“以前那种大公司（工作），再也找不到了。”现在他给旅游公司开大巴，没有固定合同，社保也早在失业后就停缴了。
41岁的馒头，家有读初、高中的两个小孩，失业三年，一直没有积蓄，“失业前虽然也要啃老，起码自己的生活费赚得到。但现在大大小小一家六张嘴的负担都在我爸身上了。到现在还不敢跟他说，只是说公司效益不好，工资砍了。”
36岁的凌不仅没有存款，还二押了房产，失业前他是互联网产品经理，年收入20万，失业两年后，砍掉了一切奢侈品、旅游、数码产品等奖励开销，“身边不上班的人太多了，体制内的捉襟见肘，做生意的唉声叹气，互联网行业的圈内朋友收入锐减，都停摆了消费甚至社交活动。”
我们采访了在长沙的失业者，有人作为家庭的经济支柱，一边尽全力寻找自救的方法，一边感恩庆幸有家人帮助才能熬过至暗时刻；有人从毕业后，找工作——失业——找工作一直循环，工资回落到第一份工作的5K；还有人刚休完产假没多久就被变相辞退，将期望薪资一降再降，只为能重返职场。
漫长且反复的求职期
1993年到2005年，是日本经济的长衰退时期，日本失业率节节攀升，在2002年达到了5.4%，是1950年以来失业率最高的一年。
这个时期，被称为“就业冰河期”，这一代人被称为“冰河一代”。就业市场萎缩，许多年轻人难以找到稳定的工作。这一现象导致了严重的社会问题，包括阶层分化加剧、啃老族和蛰居族人数激增，以及低欲望和少子化问题的产生。
对29岁的阿越来说，明显感觉到工作变得难找起来是2021年8月，当时他从长沙民政学院视觉传达专业毕业已经四年，工作换了四五份，最长的干了一年。
2017年，刚毕业时，阿越去了深圳，第一份工作工资4k，经常加班，有时候甚至加班到第二天早上。适应不了这种工作强度的他，先是回到老家岳阳找工作，一段时间后来到长沙。
阿越一直在被动地换工作，在失业——找工作——失业中循环，工资在5K、7K、5K、7K间反复横跳。
细数下来，第一份工作因为公司业务调整，被调到电商部，做的是重复没有创造性的设计，离职；第二份工作，遇到疫情，后期工资每个月只能发一半，走的时候刚好满一年。
2021年4月入职一家教培公司，8月教培行业没了，工作也没了。这是阿越最满意的一份工作，工资7K，双休有五险一金，办公环境好，中午有零食，包晚饭。走的时候，该有的赔偿都赔了。
在教培公司时，免费的工作晚餐
在此之后，阿越发现工作变得难找起来。招聘软件上薪资范畴7-12K，面试时过去聊，总是会定到最低档位的7K，甚至6K，试用期三个月，试用期间发工资的80%——拿到手5500元。工作四五年后，阿越又回到了毕业时拿的薪资水平，而且大多是大小周、单休、或者每个月总共休六天。
找工作的同时，阿越的父母希望他能在长沙定下来，给他买了房。每个月房贷4500，为了不断社保，自己缴社保，每个月1200，后面涨到1400。
没工作时，阿越参与装修房子，学点技术没准以后用得上
还有租房费用，阿越在北辰三角洲整租过一段时间，3000元/月左右，后面找了合租公司，押一付一，他住的主卧，带一个小厕所，大概1500/月。
阿越单身，每个月吃饭差不多1000元，平常只玩游戏，很少出去玩，没有太多其他娱乐消费开支。
粗略一算，那段时间阿越根本无力承担房贷，频频失业的他，没有存款，在找到下一份工作的半年时间里，他靠花呗里的钱维持生活。那段时间，阿越作息越来越混乱，晚上偶尔EMO，但他还是觉得比工作时天天EMO强。他还想过和他好友一样，去加拿大读个专科，然后换个行业赚钱，但被十几万的费用劝退。
父母曾想托关系给他在长沙找一份体制内的稳定工作，但后来发现介绍人是吹牛，根本搞不定。
阿越后来自己找工作，有一份工作遇到了职场性骚扰的上级，忍无可忍后离职；还有一份工作，老板很喜欢骂人，说话很难听。走的时候，他把所有的设计源文件都很好地交接给了我下一任，他笑说：“有些讨厌公司的设计师会合并图层，只留下不能修改的JPG。”
阿越在工位，手绘
阿越小时候就很喜欢画画，通过画画和设计去表达自己的想法，去创作，他感觉挺爽的，特别是被认可之后。所以在工作中，他在乎被尊重，以及能不能做创造性的设计。他回忆起第一份工作，能够有机会画插画，这些插画会被印在小票上，被消费者看到。当时，有一个学生还特地收集了不同时期印有他手绘插画的小票，这让他很有成就感。
失业小半年后，阿越找到了新工作，单休，月薪5K，他说不知道怎么就接受这个条件了，可能是工作太难找了。
阿越读书时，平面设计行业挺吃香，他觉得以后完全可以靠专业让自己吃饱饭，业余时间，还可以去做一些更好玩、更纯艺术的东西。
现在，马上要30岁的他有了更现实的期望——找对象成家，还有尽量靠自己，去做想做的事情。
阿越举了一个很具体的例子。传统家庭的父母对子女的控制欲总是很强，新家装修时，父母坚持要装个酒柜，“我又不喝酒，为什么需要装酒柜？”他非常希望能换成一个放电脑的位置，但他无奈表示，虽然这个房子实际上是他在居住，但费用不是他出的，所以他没有完全的决策权。
首先他要靠自己还得起房贷。阿越说当时帮他做贷款的中介其实已经替他算出来了，一个月还贷款4500，他的工资要达到一万二三，“我觉得在长沙，太难了。”
#爸妈的救济是最后的防线
长沙妹砣RITA的故事在失业者中显得有些“年少不知愁滋味。”
2022年，RITA硕士毕业时，恰逢疫情，工作找了大半年，她明显感觉到长沙的求职环境不是特别好，大多单休，而且整体薪资不高。八个月后，她入职一家文化行业公司做运营，年收入8万。
工作大半年，年底，公司进行了一波大裁员，搞得人心惶惶，好几个和RITA有过工作接触的其他部门同事都走了。其中有一个休完产假，刚回到工作岗位没多久的同事杨琳，临走时，拉着RITA在茶水间说了很久的话，担忧之后找工作会越来越难。
今年5月，RITA没想到自己也被裁员了。这家公司的工作内容，与RITA的专业十分对口，同事大多是同龄人，大家关系处得很好，每天上班都很开心。
虽然之前有听到一些风声，但真正被通知时，她还是觉得有些失落、伤心。走的那天，RITA发了一条离职朋友圈，杨琳马上发信息过来关心，也提及她刚找了一份月薪4K的工作，做行政，跟自己的专业和工作经验毫不相关。
之前她月薪12K，是部门经理，但35岁，刚生完小孩，让找工作这件事变得更难了。杨琳突然发现身边很多朋友，在这个年纪已经不再工作了，要么在做家庭主妇，要么只能做兼职。杨琳家里给不了太多帮扶，她必须让自己尽快重返职场，现在的工作需要卸下以前的职场光环，重头开始，她现在每天做着打印、采买、接待的活，所幸，不需要经常加班。
失业对26岁，享乐主义的RITA来说，没有那么沉重，反倒让她觉得终于有了一段时间可以好好休息、玩乐一下。她开始把日子过得晨昏颠倒。要不就是宅在家不出门，凌晨两三点睡，睡到中午起，要不就出门和朋友放肆玩。
RITA喜欢和朋友参加各种派对
唯一焦虑的是没有收入。但RITA自有打算。首先有离职时没结的一个月工资；然后作为人才引进，每个月有几百块补贴，一直没用，累积有一两万；还有之前出国旅游时，剩一点外币，可以兑几千块。这些渠道的钱，应该可以撑过找工作的几个月。
“其实我没有任何存款，爸妈的救济是我最后的一道防线。”
人到中年的黑皮哥也是靠家人帮助度过了失业最难熬的阶段。三个月没找到工作，已身无分文，黑皮哥突然理解了那些寻短见的人。黑皮哥的父母和岳父母看到崽女都想卖房了，就拿出了自己的养老钱，加上找亲戚借了一些，帮他一次性还掉了剩下的房贷。
压在身上的重担虽然轻了，但黑皮哥太心酸了：又一次觉得自己像废物一样，四十多岁的人，活了大半辈子，还要麻烦父母为这些事情来操心。
后来，黑皮哥终于重新找到工作了，打零工，给私人老板开旅游车，300块钱一天，出一天车算一天钱。
我问他稳定不，他说：“现在都不是稳不稳定的事情了。”去年旅游市场还可以，每个月还能跑到九千到一万，今年旅游市场不行了，生意很差，老板们的钱收不回来。“1月份的工资，5月份才发，6、7月的工资到现在还没有给我。”
RITA在找了四个月工作后，还是靠父母托关系进了一家事业单位，工资每个月4K多，双休，五险一金高。早上8点半上班，下午5点半下班，中午休息两个小时，离家里很近，还可以回家吃饭。“除非哪天我工作辞了，去干自己想做的事情。不然这份工作，我应该可以干到死。”
工位上几乎不能摆除了工作以外的个人物品
现在这份工作，工作强度不大，只是事情比较杂，而且工作内容不是RITA喜欢的，工作氛围十分传统，RITA上班第一天特地挑了一件自己最保守的衣服，但下班前，领导就跟她说，明天上班要注意着装，不要太暴露。
阿越5.5K月薪的工作也还维持着，“先做着，现在不走的原因是因为我想把借呗还清。”
“借呗还欠了多少钱？”
“一万五。”
